清同治四年（1865年），以湘、淮为代表的勇营制取代了清朝原来的八旗、绿营等主要武装力量，成为当时清王朝的支柱，而他们的出现则和太平天国如火如荼的运动有关，失去半壁江山的清王朝不得不寻求地方力量的帮助，于是以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为代表的勇营新兵制开始施行，勇营军编有步兵营、马队营和水师营，以营为基本单位。

1853年，湘军建立，1858年，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帮助曾国藩襄办湘军事务，1861湘军制定下一个目标——天京，但是曾国藩的湘军实在无法“归复苏常”，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分担了他的忧愁，左宗棠带部分湘军入浙作战，李鸿章则为江苏巡抚，但是曾国藩已无湘兵可派，便让李鸿章自募兵勇，于是淮勇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建立，淮军既是天平天国运动的产物，也是湘军的力量补充，李鸿章最开始也只是湘军的一个统领，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其职位的升高，他也由湘军统领变成淮军统帅，淮军也开始只受他节制。

淮军建立之初，由于深得曾国藩的治军之法，所以李鸿章全套照搬湘军制度，有史料记载：曾国藩为淮军“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两者将卒若出一家”，所以营制上湘淮相同，军以营制，每营500人，营官1名，哨官4名，分别辖前、后、左、右四哨，哨下设队，队长是什长，营内火器120杆，其余均用冷兵器。

在军制上，兵勇挑选均由营官、哨官亲自挑选，若要建营，先挑选营官，然后营官再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这种制度，让军队内部的联系变的比较紧密，李鸿章的淮军，最初李鸿章只挑选了张树生、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四名营官，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按照制度募集兵勇，于是树字营、鼎字营、铭字营、庆字营成为了淮军最初的“四营”，后来营数再次增加，淮军出征时只有6500人，但短短两年便扩充至7万余人。

这种军制让官兵的利益和上级牢牢挂钩，李鸿章因为淮军而稳坐高位，官兵们则因为李鸿章而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总之，出了这套系统，没有人认识他们，没人给他粮饷，所以当时这种制度使得淮军基本上成了李鸿章的家兵。

这便是清朝后期以营为作战单位的缘由，而李鸿章的淮军则是后来清朝新军的前身，后来新军的把控着则是袁世凯，袁世凯死后，新军归各地节制，军阀、革命队伍、国民党军建立初期多多少少也有新军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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