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碑石《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景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称聂斯脱里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起源于今天的叙利亚，是从东正教（基督教的分支）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创立，并在波斯建立教会。

中国古时称东罗马帝国为大秦国，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托留（Nestorius）因持异见而被东罗马放逐至死，他的追随者后来转而立足波斯，向东发展。

到了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率教团来到大唐京都长安，请求传教。唐太宗对该教传播采取了宽容的宗教政策，给予了礼遇，颁诏准许阿罗本在大唐建寺传教。并于长安义宁坊建景教寺院（教堂）大秦寺。大秦寺是对中国的景教寺院（教堂）的通称。

当时的唐长安城中有两座波斯胡寺，除了义宁坊的大秦寺外，另外一座是先在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后移布政坊西南隅的旧波斯胡寺，创立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属于祆教寺。

景教在唐初发展迅速， 先后在大唐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景教寺院。由于初唐几代皇帝对景教崇信和保护，该教发展迅猛，一度流行全国各地，曾创造了一个“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辉煌时期。

唐代有多处大秦寺：长安义宁坊大秦寺，洛阳修养坊大秦寺，灵武大秦寺，五郡大秦寺，盩厔（今周至县）大秦寺，四川成都西门外大秦寺等。

随阿罗本 来大唐传教的还有一位叫景净的传教士。唐建中二（公元781年），景净撰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长安义宁坊的大秦寺内。碑身正面碑文一千八百余字，除汉字外，首末两行刻有古叙利亚文；碑脚及左右碑侧另有古叙利亚文杂以汉文，合计共刻七十多位景教僧名字及职称。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义等；第二部分是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一百多年的发展，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颂伊斯，他相当于长安地区的主教，在朝廷任三品官员，对景教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碑上说的大概内容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历经跋涉进入中国，自西域、经河西走廊来到京师长安。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波斯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起来，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碑文还引用了大量儒道佛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来阐述景教教义，讲述人类的堕落、弥赛亚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迹等。

景净曾想让景教、佛教、道教三教合一，使景教本土化。他参与佛经的翻译；《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记载有大秦寺波斯僧景净曾和北天竺迦毕试国法师般若三藏合译佛经《六波罗密经》。也和道士过从甚密。但最终他没有取得成功。

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灭佛时祸及景教，传教士全部被驱逐出境，各地的景教寺院全被关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教徒埋入地下，景教自此也陷入沉寂。

明末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沉睡地下八百余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发掘出土，当时有一为叫金尼阁的西方传教士正好在西安附近传教，有幸成为最先看到此碑的西方传教士。金尼阁对石碑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订了李之藻关于该碑的注释，并将碑文译成拉丁文，转由山西的传教士罗雅谷寄回罗马，这是景教碑的第一个西方文字译本。

传教士金尼阁

当时在大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获知这一消息后，争相赶来拓印，并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西安本地人怕景教碑被传教士盗走，便将其抬到附近的金胜寺内，交寺僧保管。

矗立于金胜寺的景教碑

清末陕甘回乱，金胜寺毁于战火，幸运的是存在寺内的碑石却得以留存，其后暴露荒野多年。清政府曾在各方的要求下，拨款白银100两命陕西官府建造碑亭对金胜寺的景教碑进行保护，但经过层层克扣，抵达西安的拨款仅有5两，地方官员只得草草建设，碑亭未能坚持太久即塌毁，景教碑又重回风吹雨淋的窘境。

金胜寺中的景教碑

西方人士一直觊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多位西方学者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

金胜寺废墟上的碑刻，左一为景教碑

一位名叫何乐模的丹麦探险家，那个时期活动于中国的所谓西方探险家和盗贼无二。他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部潜心研读了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对这通石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下定决心要前往西安设法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至少获得一通精准的仿刻碑。

何乐模

何乐模到达西安后，经过各方暗访，最终打探到了景教碑的位置。他实地勘察了景教碑后，便与景教碑所在的金胜寺住持昱秀和尚拉近关系。何乐模赠送了昱秀和尚丝绸和放大镜等礼物。

毁于战火的金胜寺

至于后世有些史料记载昱秀和尚接受了重大贿赂，这些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何乐模向昱秀和尚透露了获取景教碑的计划，也未有实际证据证明昱秀和尚同意，两人签署的合约中，只是出租寺庙中两间房屋的约定，其中一间用于石匠仿刻景教碑，另一间供随何乐模前来的翻译，宁波人方贤昌居住。

何乐模到西安后，一举一动都受到了陕西官府的密切关注。何乐模的计划是仿刻一块景教碑，然后和真碑调换，偷走真碑。虽然何乐模一再强调注意保密，但此事最终还是被陕西官府知晓。陕西的官员也立即视察了景教碑原碑，并当即派两人日夜守护景教碑，以免被“偷梁换柱”。 很快，陕西巡抚曹鸿勋下令将景教碑原碑移入西安碑林。而何乐模最终把一块仿刻的景教碑运回了西方。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安全最终得到了保护，历经风雨之后终于抵达它最好的归宿。正是有前人的努力保护，我们今天才能由此得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见到这通国宝石碑。

何乐模赴西安图谋景教碑的事受到当时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这些在一些档案和史料中遗迹当时的报刊和时人文集中均有记载。这一桩陕西官民共护国宝的往事，成为风雨飘摇的清末的一段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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