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22日，西柏坡给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发来急电，要求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贯彻平津战役“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略方针，以有力部队迅速攻克塘沽港，切断驻天津之敌陈长捷所部的海上逃路，并在电文中给出了详细的战役指导，然而司令员林彪接电后却深感为难。

确实，平津战役的战场形势要求先打塘沽，而军委的指示也是要求先打塘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塘沽距离当时的天津市区约60公里，是蒋军在华北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第十七兵团侯镜如兼任司令的“津塘警备司令部”就设在那里，陈长捷也不过这个机构的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可见其重要程度。侯镜如直接指挥的部队不算多，有第87军等部队约50000余人，按理说不足为虑。

林彪之所以犯难，是因为塘沽地形非常特殊，它一面临渤海，另外三面都是无遮无拦的盐碱地，即使东季也不结冰，非常不利于我军隐蔽调动和发起进攻。而且，侯镜如已经把他的指挥所、重要物资和通讯中枢早早搬到了停泊在港湾的军舰上，一旦发现守不住就会从海上开溜，东野部队很难抓住和全歼该敌。

考虑再三，林彪还是下定了攻取塘沽的决心，决定以第2纵队、第7纵队和第9纵队共计十个师的兵力，由7纵司令员邓华统一指挥，首先夺取塘沽和大沽，攻歼侯镜如的50000余人，然后再取天津。结果邓华和政委吴富善率部兵抵塘沽外围后，也发现塘沽确实不好打，伤亡肯定会很大不说，敌人随时还会溜走，遂急电林罗刘说明实际情况，请求推迟攻击时间再做认真准备。

林彪接电后又反复看了地图，然后对罗荣桓和刘亚楼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加以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推迟攻击时间，军委不一定同意，就是同意了，塘沽的地形也是改变不了的，也还是很难把敌人歼灭”。罗荣桓表态说：打塘沽是我们入关后的第一个大仗，如果打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战役。

旁边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看明白了，司令员站在军事角度上其实是有些犹豫，而政委站在全局高度坚决主张强攻，于是主动请缨：“我去一趟塘沽前线，再看一下地形，与邓华、吴富善同志进一步研究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好这一仗”。林彪表示同意，同时嘱咐刘亚楼带上肖华一起去，东北野战军新任特种兵司令员。

1948年12月26日，刘亚楼、肖华到达第7纵队的前沿指挥部，首先听取了邓华的情况汇报，邓华指着地图说明：“塘沽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们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我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做冲击出发阵地，但发起冲锋后就进入平坦的盐田，完全暴露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下，那代价就太大了”！

刘亚楼回头问政委吴富善，已经发动的试探性攻击效果怎样，吴政委回答说：“我们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第20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600余人，自己伤亡700余人。2纵的情况跟我们一样，他们的部队攻击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140多人，自己却伤亡400余人，我们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

之后几位首长一起到了前沿阵地，刘亚楼在回忆中写道：“看见了无遮无拦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未结冻的绵延盐田，还有远处停泊在海面上的敌舰”，情况确实如同邓华司令员所介绍的那样。晚上开会时，刘亚楼先是传达了军委要求先打塘沽的命令，同时也根据实地观察的情况，谈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看来，以三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难以速战速决，且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划算，更重要的是费时费力，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华北的时间”。其他几位首长也都同意参谋长的看法，但是军委有严令、林总有指示，问题怎么解决呢？

作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刘亚楼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后，突然试探地问邓华和吴富善：“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怎么样”？邓华击掌称是：我们想到一起了！先打塘沽得不偿实，先打天津是有把握的！吴富善也说，曾经跟2纵刘司令、9纵詹司令商讨过，大家都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了，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也更为有利。

刘亚楼笑了，看来前线指挥员们的想法跟自己是一致的，只是碍于上级的命令，不好冒然提出反对意见罢了。于是次日凌晨匆匆赶回孟家楼的野战军司令部，向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最后塘沽的守敌一部分跑了，也扭转不了华北敌军覆灭的命运”，此时罗政委已去西柏坡开会，林彪听完建议顿时陷入长考。

轻易改变西柏坡的战役部署，这不是闹着玩的，林彪独自思考了两天后“方下定决心”，于11月29日上午11时致电军委，请求改变先打塘沽的作战计划，并且详细汇报了刘亚楼实地考察的情况。结果西柏坡的回电很快就到了，命令简单而明确：“林、刘：二十九日十一时电悉。（一）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二）罗（荣桓）昨日到此”，林彪和刘亚楼阅电，均长舒了一口气。

得到西柏坡的明确指示后，林彪也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安排，决定在平津前线指挥部之下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以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第2、第7、第8、第9纵队，以及6纵和12纵的各一师，附特纵大部共22个师34万人奋力攻取天津。1949年1月7日，林彪在电文中汇报了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还特别说明：“刘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意”。

也就是说，改变先打塘沽的计划，是刘亚楼说服了林彪、然后林彪请示了西柏坡、并且最终得到了批准，充分证明了刘亚楼参谋长的军事眼光，而林彪决定以参谋长为攻城战役总指挥，更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大型战役中，参谋长是很难有机会直接统兵作战的。刘亚楼因此成为天津战役的最高指挥员，随即制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案。

1949年1月14日，在500门重炮的轰鸣声中，刘亚楼指挥部队发起了天津攻坚战，东野部队仅用29个小时就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陈长捷以下几乎一个都没有跑掉，充分说明林彪的人事安排独具慧眼：刘亚楼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参谋长，也完全有能力胜任军事主官。所以不久以后，刘亚楼出任了整编以后的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正式领兵作战。

林彪对刘亚楼的的能力非常肯定：一个刘亚楼顶三个参谋长，而周公对刘亚楼的评价则是另外一个角度：：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QQ:330946442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