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工资这事情，自古以来都难不倒咱们，古代官员领的工资叫“俸禄”，可是不需要自己上门去拿，有人专门会送过来。

古代封建王朝，一旦转动起来，需要的是极多的管理人员层层管辖，以此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在秦大一统以前，周代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是“分封制”下的领土自治，在名义上，天下莫非王土，实质上，大家各管各的，俸禄这问题也是一样的。

这个官员是哪个封王、列侯之下的，俸禄问题就由他们解决，周天子不会管。

所以这也是分封制必然会导致政权崩溃、内部分裂瓦解的根本原因，可以想一想，工资都不是你周天子发了，那么谁会听你说的话。

不过周代的官员，他们领的俸禄，极少是货币，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货币。

他们到手上的，是最直接的资源，无他，一是耕地，二是鸡鸭鱼肉等物质补贴。

周代兴奴隶制阶级，有了耕地，有地位的士大夫就可以让奴隶无条件耕种，要知道，这是不用给他们发工资的。

而那些鸡鸭鱼肉类的食物，就是士大夫一家子才能吃了，毕竟周代规定了，即便是正式场合，平民和奴隶也只能吃“菜”，能吃肉的，那真的不多。

因此，土地自此成为了“俸禄”的核心要素，在后世都未曾改变。

而周代官员因为几乎没有实物可领，也没有说千里迢迢去哪里领工资的，都是上级直接派人一次性给发完了，这说的还是一年一度的。

到了秦代，这是个变化极大的分水岭。

秦代李斯深知集权的核心在于“施恩”的主体是皇帝，以前自治那套不管用了，以后全国官员的工资都由皇帝来发，大家都是皇帝的员工，皇帝是大家的老板。

于是在各地方，各级政府就有了一个管钱的职位，一般来说，这个职位都是由“主薄”兼任的。

而朝廷的俸禄发放，一般是一年一次，很少一个季度一次，而一个月一次，这就是西方后来传来的习惯。

咱们的古代发钱，最讲究的就是两个时间，要不就是最短的一天结一次，要不就是最常规的一年结一次，月俸这个概念，其实在官员群体里是很浅薄的。

相对来说，高级一点的官员，就会有人把钱和赏赐抬到家里去，每年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朝廷会派人下来，做的事情就是发工资。

秦朝吏治严苛，发工资也是很有趣的。

朝廷派下来主导发工资的住在高几级的地方官府，而下面的人，是临时调来的，他们都是各县的公务员，又为了避免因为亲近搞贪污，于是这些人会进行一次“调换”，简而言之，就是这个地方的公务员去发那个地方的工资。

虽然现金还是不多，依旧是以土地和物质为主，但这套方法的确很管用，若不是秦朝严苛过度，未必不能花数十年的时间来洗去六国之隐患，可是大秦太过过火，官员还没整明白，先得罪了最大的群体农民，最终陷入了泥潭，成为了历史。

但该说的还是要说，大一统的秦奠定了中央集权制度，后世公务员的工资，就按他的模式来发，大体是不会变动的，区别只是在于细节之中，每个朝代有所不同罢了。

随着官职的广化，地方政府的财务机构也会专门设立俸禄的发放岗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事部门和财务部门的结合。

在古代封建社会，因为官员的俸禄是多元化的，所以管理方式也不单一，较为复杂。

虽然说朝廷严打贪腐，可对于官员，皇帝可以赏赐“田地”，除此之外还有“免税”政策，俸银只是他们薪资体系下一个很基本，存在感也很低的模式。

而且在汉代，还不兴金银俸禄，金也好，银也好，那是皇帝开心了才会赏，有功了才会赏，属于是附加值工资，并不是基本工资。

当时的基本工资是“粮食”，以石来衡量，结算方式有一年发一次，一个月发一次，统一都由朝廷来安排人运送。

所谓古代的“官道”就是为了发工资建起来的，这个说法并不是完全在开玩笑的，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再到后来商品经济的活跃，货币开始大量称为俸禄的载体，对于一般的大官员而言，他们本质是地主，有着自己手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自家的产物比商品还要好，不需要购买。

但官员也分高低，也有那些一般条件的官员，他们需要买东西，那么要拿工资，他们就必须要拿银子，不然的话，真的没法生存。

而朝廷实际上要照顾的，这是这些绝大部分的人，于是乎在每个地方的税收部门每个季度收上来税之后，会就地把钱给分出来，作用自然是给当地官员发工资，一般来说，都会有盈余，这部分盈余才会层层上交，最终回到朝廷。

不过也有一些特殊的灾难地区，某一年收成不好，或是天灾人祸，就会收支不平衡，政治开明的朝代，就会在周围设立粮仓和银仓，这里面是时刻备着东西的，譬如李世民所统治的贞观二十多年，就是这个制度让李世民赢得了巨好的名声。

也正是三省六部制彻底成型的隋唐时期，户部、吏部这两个部门的职能渐渐清晰，让发工资这件事情显得不再那么麻烦，效率极高。

在唐代，“转运使”这个职位，也偶尔当然当地官员俸禄的发放者。

转运使乃是唐代为了平衡地区的经济失衡所设立的一种巡逻职位，主要负责经济这一块，但是职权很高，当地官员都要听他们的，所以这也是实际意义上的“钦差大臣”。

随着发展，转运使越来越多，出现也非常频繁，他们总管了天下官员的俸禄问题，而也是他们的存在，让官员们每一年到手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今年收成不好，那可能就是拿银子，如果收成多了，那么今年就是发米，转运使的调节作用极强，让唐代以后的每一个封建朝代都推崇无比。而他们也是发俸禄这项巨大工作的推动者，影响了上千年的历史。

到了明清时期，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让银子这东西越来越金贵，以前的地主自给自足生产出来的东西，渐渐地比不上民间手工业者的水准。

所以那些坐拥万亩良田，佃农无数的大官员，也开始转变。

这两个时代，“商号”出现的很多，而商号，其实就是早期的银行。

商号一般来说都是有着大背景的人才能开，他们虽然是私人生意，但却有着政商关系，能让朝廷把一个地区的税收都存在他的库里头，而商号支付朝廷利息。

久而久之，朝廷干脆让商号把发工资这件事情给承包了，所以严格来讲，在明清时代，官员们已经有了“工资卡”了，虽然不是智能的，但却很管用。

譬如清代的富商胡雪岩，他就是做商号发家的，胡雪岩的经商底气就在于朝廷存放在他的银号里的税收，然后以此来进行金融操作。

而地方官员的俸禄，也是由商号来进行承担发放，对于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还需要亲自送上门去，而一些一般的小官员上门取钱，那都是要客客气气的。

细数历朝历代以来发放俸禄方式的变迁，本质也是古代金融手段的一次次进步。

而且作为社会的主要阶级，官员们领导的不仅是银子等一系列货币这么单调的工资，背后还反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掌握土地便掌握一切的生产力根本。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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