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设立省、府、县三级行政机构，统治者全国设了18个行省，设府188个，设县1546个。

而在编织里，里面没有“道”一级行政机构。

道的地位非常微妙，说它是地级市，却又不是；道台的身份一言半语也说不清楚，有时候它是四品官，有时候是三品，甚至是二品、一品。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大清朝道台是四品官，而且最低为正四品官，甚至有的道台是从三品官，个别情况下道台还是二品；知府也是四品官，但最高是从四品，道台当然比知府大。

说起清代的官职，最广为人知的怕是知府，所以才会有那句脍炙人口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道台知名度虽然不那么高，但是他们的俸禄比知府高得多，年收入（年俸 禄米 养廉银）在是知府的两倍左右。

所以说同为地方官，大清的“道台”，比知府的“人气”高得多。

比如蒲松龄小说里有王道台，冯骥才小说里有贺道台，陆士谔小说中有风流道台。

鲁迅小说《故乡》里虽然没有道台这个角色，但也有道台一词出现。

迅哥儿的老邻居杨二嫂曾经非常羡慕地说“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

《故乡》描述的是民国时期的场景，宣统皇帝已经退位，百姓还对道台津津乐道；道台的牛气可见一斑。

清朝末期的刽子手徐锡麟，就是捐道台的资格去安庆任职，进入大清官场。

清末首富盛宣怀的大公子，曾是湖北候补道（候补道台），官至二品。

盛宣怀的合作伙伴，有打工皇帝之称的清末巨富郑观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也买了个侯补道的官。

就连慈禧的弟弟桂祥，也梦寐以求当粤海关道员。

“道台”（道员）魅力为什么这么大？

道台，是大清首创的官职，在清朝建立之初称为“道员”。

清代的地方机构跟中国历代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分"省、府、县"三级。

省的最高官员为总督和巡抚，他们是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中总督为正二品，巡抚为从二品。省下面一级是府，府的首长是知府，知府最初为正四品，后来降级为从四品。

县是封建王朝最低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县衙的长官是知县，级别是正七品，即人们常说的七品芝麻官。

清朝建立之初，道员官阶并不固定，是临时性的兼差；直到乾隆时期（乾隆十八年)，道员的官阶才固定下来，一律定为正四品的地方长官。

个别情况下，道台也有成为正三品甚至正二品的，比如盛宣怀的大公子。

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经捐了个道台，级别就是二品。

甚至在个别朝代，比如在乾隆嘉庆时期，个别道台还像钦差一样，代表皇帝行使职权，到各地完成使命，手握“密折封奏”的大权。

到了光绪时期，道员的级别更高；光绪时期的御史李慈铭曾经说过“今则外官道员多至二品，其封皆至一品矣.”

能赚“十万雪花银”的地方知府，权力显然不能跟道台比肩。

之所以那么多人对道台趋之若鹜，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级别高，而是权力大，是个肥得流油的差事。

道台级别虽然是介于总督、巡抚和知府之间，但严格地说，道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行政机构；或者说道台不完全具备地方政府性质，实际上它不过是省级行政机构的派生物，怎么说都比知府级别高。

以《光绪会典》记载，清代的道台，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巡道”，另一种是“分守道”，即“民事行政道台”和“具有特殊职能的行政道台”。

前者是省级督抚和地方府县官员的承上启下的联系人，既有“观察”（监督）地方行政的权力，也有署理河务、水利等地方事务的职能。

后者则专门负责特殊事务，即外快非常多的行业，比如“粮道”、“盐道”、“河务道”、“提学道”、“茶马道”、“分巡道”、“海防道”、海关道，屯田道等。

在清代的地方行政体系里，“道台”责任重大，权力不小；他们既肩负着监督行政官员的责任，又负责多项关乎国计民生，油水很多的事务。

官大一级压死人，知府见了道台，都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仅掌握辖区经济资源，还掌控那里的人事组织资源和司法资源。

比如《官场现形记》中何藩台是盐法道的道台，在任期间让几个兄弟、幕友充当掮客，进行公开卖官。

不仅如此，道台中的巡道还主管理刑名诉讼诸事，负责纠正冤假错案。

即使地方驻军将领，也要看道台脸色，不敢得罪他们。

因为部分道员还额外加兵备衔，此类道员皆可节制所辖境内的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军队将领，成为该辖区最高的文武长官。

而且在特定时期，有的道台本身就是更高级别的官员兼任，其职权可想而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是地方行政的枢纽，地位非同小可。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清朝末期，那么多风云人物，都要对道台一职趋之若鹜，不遗余力要捐一个道台，以此为荣。

即使不在关键部门的道台，手中掌握的实权也比知府要大，掌握的资源也比知府多：而且最叫知府羡慕的是，他们管的具体事务少，肩膀上的责任轻，活得逍遥自在。

比如的所谓的“粮道”，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是运粮，而是负责省一级行政机构的应酬，即招待官员，筹备宴席。

把上级藩台臬台（省级最高长官）各衙门都叫来聚餐，交流工作经验。

清末哈尔滨的道台府，里面有16个厨子，长年忙得不可开交，负责招待各路官员、各国使节，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

京城的官员等重要客人到道台府，一般都用“鳇鱼宴”招待，宴席的主菜是鳇鱼，体长可达5米，重逾千斤。

由此可见，道台的工作压力主要是胃部压力非常大，对健康的危害可想而知。

尽管压力山大，但大家越是艰险越上前。

曾经担任光绪年间江西道员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作为陕西粮道的“道台”，为避免失去工作，每年要给西安将军送五次礼，每次白银在800两以上。这还不算，每个季度还要给陕西巡抚送礼，每次白银不低于1000两。

至于给门包等人的“礼金”同样非常可观，甚至高于给上司送礼的金额。

“道台”如果用自己的俸禄送礼，恐怕早就倾家荡产了，他们合法收入不吃不喝也不够花的。

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因为投入产出比太高，送礼的钱没有一分钱需要自己掏腰包。

无论是“粮道”“盐法道”还是“河道”，都是大清朝支出最高的项目，（清王朝每年花在“河工”上的钱，几乎占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而且河道和盐道根本没有办法核查账目。

洪水来了，不顾一切加固堤坝、抗洪救灾，你能算出往河里投入多少石头和沙袋？

至于食盐，在运输途中也是要损耗的，损耗多少怎么计算，谁说了算？

如此“肥缺”谁都舍不得失去，它是聚宝盆，能招财进宝，为了保住它就要舍得付出，上下关系打点好。

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越是投入多，洪水越是泛滥成灾；越是损耗大，运到的官盐量却逐年减少。

晚清《见闻琐录》里更做过统计：每次清王朝治河的经费，“河督去十之一，河道、河厅、师爷、书办、青役 以次亦各去十之二。”基本啥活没干，就给分个精光。《清俾类钞》也记载，只要有“河工”，“河道”必然组织宴席，一顿宴席要吃三天三夜，宴席上云集各种奇珍。类似“折腾”里，“道台”们都是其中连接各方利益的“中坚力量”。

如此特殊角色，也就不难理解“道台”们为何受欢迎，甚至惹得晚清有钱人们砸钱买。

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一句入木三分的话：“江南有三多，婊子多，驴子多，候补道多。”

道台是大清行政官员，应该为君分忧，为国尽职，为民楷模。

可是事实上他们早就忘了自己的职责，干的是中饱私囊的把戏，表面道貌岸然，背地里肮脏无比。

从早年的“朝廷枢纽”，到与“婊子”“驴子”成为一丘之貉，叫人啼笑皆非。

由此可见，道台不但级别比知府高，贪腐起来也比知府厉害；三年清道台，何止万两雪花银？

大清“道台”们的堕落，何尝不是晚清王朝兴衰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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